生之思考 - Pansh | 时光流逝，而我心安

12月6日这一天，我才“知道”我有了两个儿子。这是一件“奇妙”的事，这十多年里似乎有很多疑惑，关于我会不会有自己的后代。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只不过是走在“世俗”的路上，完成世人言说的一番经历。

然而他们诞生了。虽说是在那个几乎已经几个月前预定好的日期，可毕竟能走到哪一步当初是极不确定的。他们诞生了，直到那一刻我才确知是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被人言说这是很大的负重。我似乎有一点微微的同感认识，并不是很强烈。关于未来，谁能说得清呢？将他们养育成人是我和妻的责任，至于给的如何算是够多也并没有什么固定标准。

我仔细端详他们，固然是陌生，毕竟在血脉里透露着一点熟悉的相似。我想起了我的村庄，我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它贫穷，却有肥沃的土地滋养一年又一年的庄稼。它本并不依赖城市里的工业化产品而自给自足，却无力抵御工业时代强大的冲击力。土地还是那土地，依然可以滋养一方，但那一方人已经“背叛”了土地，进了工厂，卷入了流水线的生产之中，再不得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和栖息，却还自以为有所得而幸幸不以。

我看着他们，总觉得他们应该在我那童时的村庄里长大，在那宽广的天地，亲历田野、土地、河流。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四季分明，充满期待。我回不去了，他们也无可能再亲历那些我曾亲历过的，初春的清寒之中，寻找第一棵草芽，第一个果树花苞，然后期待它们肆意生长、盛开；蔬果簇拥的林间小路上，乘风奔跑，贪玩忘归；秋日里尝遍最原汁原味的果实，冬日里踏雪溜冰，等待新的生机……

村庄里的孩子和年轻人接触了外面新世界里的事物，受了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蛊惑”，十分努力地想离开那土地。那时候上学的动力之一便是为了离开那所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人们想离开的地方，似乎是存在着某种“不足”。历史上的人口迁徙，不外乎战乱、饥荒和瘟疫等带来的逃亡，因为原来的故乡被破坏而难以生存。说这是一个历史性变革时代的一个侧影便是这另一种“逃亡”或说逃离，它给人的直观感觉是由于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社会发展，人们需要被重新聚集起来，打破血脉、姓氏、习俗等等“框架”，打破原有的生存状态，卷入一种新的、其实是完全陌生的、价值感极度脱离的生活生产方式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不完全是每个人的主动选择。工业化就像一个潘多拉盒子，不管什么原因人们打开了它，而它所释放出的事物和由其重新生成的世界，则并不会沿着人们的预期发展。人们被迫被卷入了一个更加忙碌和紧张的生存状态之中，所谓价值感脱离就是说人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再直接和自身的生存需要相关，而是先将其转化为一种叫做“金钱”的中介物，然后再从人们相互劳作生产的繁杂产品中“选择”“所需品”。中介取代了曾经更为直接的需求，这种中介物的模糊性和产品功能的渲染性激发了人们的某些远离了实质性的需求。或说需求不像原初那样是由内向外的，而更多是由外向内的、被“制造”出来的。

人们在如此奋斗、追逐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荒芜感、荒谬感，人沦为自身创造物的奴隶。工业化的物资丰沛更多是创造出了原本并不需要的需求，人不是在为生活的必须去努力，而是在一种被商品和宣传无限扩张的欲望之中挣扎。可以为它们附属很多好听的名词，更加舒适、更加精致，甚至更加幸福。但一个根本荒谬之处恰恰在于，在基本物质生存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无限扩张物欲和感官享受并不能真正带来精神的满足与幸福感的提升。物欲和享乐充斥着所谓业余生活，忙碌的工作充斥着更加宝贵的大好时光，于是人陷入了一个不停奔跑的圈子，更加劳累地工作，创造更多原本不需要的需求。所谓享受，不过是沦陷在自我的创造物中。当偶尔静下心来，回顾古贤圣哲，才看到真正的生活必然建立在基本的物质支撑和丰富的精神历练与追求之中，人异于物而超脱于物的所在便是精神世界的开拓。离于此，人沦为自我的奴隶，物化为低层次的存在。

这是一直萦绕着的一些思绪，我悔悟曾经的自以为是的逃离，但也无奈于此。有些力量，一旦释放和开启，便无人能够阻止。一定意义上，工业化就如同病毒一样肆意扩张，所到之处，人皆沦为奴隶，却以主人自居。

看到我自己的孩子，我想到我已逃离的村庄，我开始怀恋那种生活方式，人与人相伴，人与自然相伴，与大地、田野、河流相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回不去了，他们更不可能重复我成长的经历。所有人都在“逃离”，还有比逃离更为巨大的力量，政权干预鼓动下的村庄拆迁。这些力量都在努力抹除“村庄”这个十分古老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恰恰充斥着一种存在的道和自然。这里的人不是单个的人，是一种密切的群居，有姓氏、血缘、信仰、生存方式与轨迹的交织，是一个延绵存在的整体生命体。它曾经给了人以束缚，却也有保护。当人们被打散为原子化的独立存在拥挤进城市的楼房里，才会意识到失去了大地和根基。